袁贵鑫在做田间试验。受访者供图
彭友良团队成员进行田间调查。受访者供图
“好比这是一株水稻。”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彭友良把一个矿泉水瓶推到记者面前说，本来瓶盖是它的感病基因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基因给它拿走——他拧掉矿泉水瓶的瓶盖，接着说，以后有些真菌再来侵袭这株水稻，就没处落脚了。
水稻是世界约一半人口的口粮作物，然而一些真菌病害严重威胁其生长。3月底，彭友良团队敲除水稻特定基因从而提高其广谱抗病性的研究论文，在国际学术期刊《自然》杂志发表。这意味着，未来人们不必再为了消除稻瘟病、纹枯病、稻曲病、胡麻叶斑病、恶苗病、穗腐病等病害而频繁给水稻打农药。
但几乎没人知道，这项研究险些半途而废。“我不愿意说他的糗事儿。”头发花白的彭友良指向身边的学生袁贵鑫说。读了7年博士的袁贵鑫是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，他“嘿嘿”一乐，黝黑的脸上露出两排白牙，笑道：“可以说，可以说。”
彭友良带领团队成员进行田间调查。受访者供图
谁是“卧底”
用这篇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、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卢训莉的话来说，真菌侵害水稻，是一个“内外勾结”的过程。真菌派出“打手”，与水稻体内的“卧底”接头，才能使水稻染病。
但，谁是“卧底”？
“侦查”从2018年正式启动。与电影《无间道》追查卧底不同的是，这次行动在分子维度上展开。
实际上，各类真菌在引发稻瘟病、纹枯病、稻曲病、胡麻叶斑病、恶苗病、穗腐病等水稻常见病时，各有各的“作案”手法。但团队推测，各类真菌可能派出功能相同的“打手”与同一个水稻“卧底”接头。揪出“卧底”，除掉它，水稻就能同时抵抗多种病害，实现“广谱”抗病。
彭友良和卢训莉布网，筛选出“可疑”对象，袁贵鑫则在肉眼不可见的世界里寻找蛛丝马迹，验证每一种假设。
他们的策略是先盯紧“打手”。袁贵鑫在实验室日复一日试探多年，终于找到了稻瘟病、纹枯病、稻曲病、胡麻叶斑病、恶苗病、穗腐病等6种病害共用的“打手”——效应蛋白Gas2。在此基础上顺藤摸瓜，他们便揪出与“打手”接头的“卧底”——水稻中SnRK1β1A蛋白的编码基因。
团队发现，用基因编辑的“剪刀”在水稻中敲掉这个基因，可以显著增强水稻对上述6类病害的抵抗能力。
但这一切都停留在实验验证层面，要坐实“卧底”身份，还得抓“现形”。彭友良说，“是骡子是马”，得拉到田里“遛遛”。
团队把敲掉“卧底”基因的水稻试验材料种到田间的“病窝子”里。那是一种不打药、不施肥，积累了多种水稻病害的“病圃”试验基地，满布各种真菌。
然而并非每种病害每年都会按时爆发。等了3年，袁贵鑫只等来稻瘟病的爆发。敲除“卧底”是否同样能抵抗另外几种病害？他没抓到“现形”。
袁贵鑫在做田间试验。受访者供图
“顶不住了”
一晃，时间来到2023年，1994年出生的袁贵鑫马上要30岁了。
这是他读博的第6年，同期同学纷纷毕业，而他的试验材料还种在地里，注定延期毕业。
更让他焦心的是，2022年和2023年，母亲因摔断多根肋骨和心脏问题先后动了两次大手术。“都说三十而立，我一点积蓄也拿不出，家里全靠我姐”——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博士心里很急。
试验能成功吗？什么时候能毕业？什么时候能赚钱帮衬家里？袁贵鑫“看不到希望”，只觉得自己“顶不住了”。
他跑到彭友良办公室，说不想等了，发一篇“差不多”的文章毕业就行。
彭友良没同意。
彼时，袁贵鑫不知道“病窝子”里的真菌正在积蓄力量。彭友良也不知道。但彭友良知道的是，对于袁贵鑫这样的科研“好苗子”来说，跨越科研过程中的痛苦和不安，很可能会获得飞跃式的成长。在彭友良看来：“很多时候，成功和失败只隔着一条线。”
“怎么办呢？‘胡萝卜加大棒’吧。”彭友良对记者回忆。他的黑框老花镜滑到鼻尖，无奈的眼神擦着镜框的最上沿扫向袁贵鑫。
袁贵鑫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彭老师给我的实验安排足足有两页A4纸，告诉我怎么继续完善实验。”但袁贵鑫并没有立刻照办。
“不让我毕业，我就混日子。”他打退堂鼓被拒后，睡到自然醒，天天打篮球，间或去实验室晃悠一会儿。
彭友良没有阻止他。在彭友良看来，“会做科研”不仅仅是科研的事儿，往大了说，还要有心理韧性、团队精神、家国情怀；往小了说，要“能玩”“能吃”“能运动”。
“摆烂”大约一周后，袁贵鑫自己察觉有点不对劲儿——早晨睡醒躺在床上，感到特别空虚。“我受不了每天起床后啥也不干。”袁贵鑫重新认识了一下自己。
彭友良团队成员进行田间插秧工作。受访者供图
“两横一竖，干”
他拿起彭友良写给自己的A4纸，心想：“两横一竖，干吧！”
随后，“病窝子”里陆续出现了此前欠缺的几类病害，团队共完成了4类病害的田间对照试验。袁贵鑫说，这证明敲除水稻“卧底”SnRK1β1A蛋白编码基因确实可以达到广谱抗病的效果。
不久后他终于拨云见日。2024年10月底，彭友良代表团队向《自然》杂志投稿后，很快获得了积极的审稿意见。尽管还有不少细节需要完善，但袁贵鑫又看见了希望。
2025年春节期间，为了回答审稿人的问题，系统地证明“卧底”找对了，袁贵鑫在10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里，每天来来回回能走上两万七八千步。他笑道：“我用做实验来麻痹自己。”
后续，关于“打手”和“卧底”如何接头的研究，由袁贵鑫的师妹——1996年出生的博士生李梦菲帮助他继续补齐。
直到2026年1月一个周五的晚上，彭友良估计，位于伦敦的《自然》编辑部应该会在下班前给最终回复。但消息迟迟没来，他一看表：“深夜12点4分了，睡觉。”
袁贵鑫和卢训莉睡不着。深夜12点半，袁贵鑫发微信，请彭友良再查一遍邮箱。彭友良看到“原则性接收”的消息，立刻分享给二人。
卢训莉兴奋得拽起熟睡的老公聊了半宿。袁贵鑫则一直坐到凌晨三四点。他说：“我没刷手机，就一直回想整个研究过程。”
袁贵鑫复盘，自己正是在2023年最痛苦的阶段，锻炼出了宝贵的科研思维。恰恰是那些彭友良和卢训莉设计出来的，他一开始不理解，甚至试图“偷懒”跳过的实验，教会了他如何完整、独立地开展科研工作。
彭友良对记者说，一个老师最欣慰的事，莫过于把一个本来可能停留在这儿的学生，“拔”到这儿——他将手举到胸前示意，又把手举过头顶。
现在，袁贵鑫在位于海南的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。他的一些师弟师妹则站上了学术生涯的十字路口。放弃？不甘心，自己想要做的事还没有做成。继续？不一定成功，或许还要以推迟结婚生子为代价。
大家迷茫时，就找袁贵鑫请教。一般他分享完自己的心路历程，还会建议大家开发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，作为解压的出口。
彭友良并不认为自己能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得出类拔萃，因此更加不愿意错过培养学生成才的机会。在他看来，在高校做科研，论文只是“副产品”，培养人，才是第一位的。粮食安全、科技强国，归根到底要靠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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